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年轻时明明是叫Huang Xuncai嘛为什么现在要改名？

　　前两天，有眼尖的读者发现，新加坡新科总理黄循财，初中年代的英文姓名是Huang Xuncai，与中国大陆拼法一样，那么，为什么现在英文姓名是Lawrence Wong Shyun Tsai？

　　（黄循财从小是英校生，华语很差；获推举为总理之后，突击学习，效果还可以）

　　我举个例子。本月25日，新加坡天府会有个电影招待会和座谈会，参与座谈的四个人，姓名的英文拼法就不一样。

　　新加坡教育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中，英文姓名是Shawn Huang Wei Zhong，是洋名加上汉语拼音。

　　著名导演梁志强，是Jack Neo Chee Keong，是洋名加上方言拼音。

　　是这样的，出席这场讲座的观众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大家来说，看到“唐山”二字，第一时间想起的是河北省唐山市。

　　但是，我这个讲题中的“唐山”，却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海外华人对中国的代称。例如李小龙1971年出演的功夫电影《唐山大兄》，还有费翔《月琴》的“唱一段唐山谣”，这里“唐山”都是指中国。

　　这类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在新马一带经常见到的财神爷牌位，上联是“五方五土龙神”，下联是“唐番地主财神”。

　　意思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不但希望有“唐土”（也就是东土大唐）财神的庇护，也希望有“番邦”（也就是南洋、东南亚）财神的保佑，中外通吃，大杀四方。

　　十九、二十世纪，闽南人下南洋的时候，经常吟唱《落番歌》。歌名为“落番”，说一千，道一万，皆是被迫离乡背井，从有高度优越感的“唐山”，到充满着贬义的“番邦”落脚。

　　十九世纪，福建移民在新加坡设立恒山亭，广府人和客家人设立海唇福德祠。这两座庙宇大门挂着的楹联，上联说的是“异域”，下联说的是与之对应的“中华”“唐山”。

　　2023年，新加坡厦门公会创作会歌《心安所在是阮兜》（闽南语，意即“心安所在是吾家），歌词有“阮的祖先为着生活，离开唐山南洋靠岸”两句，也是使用了“唐山”这个词。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误以为我讲座题目指的是河北省唐山市，所以，必须把“唐山”二字加上引号。

　　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带来天文、地理等发展，之后带来工业革命。十九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事大国崛起，派出舰队四处建立殖民地。

　　当时，为了与荷兰在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经营的港口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到马来亚一带，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自由港。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苏丹、天猛公签署开埠协议，把新加坡辟为自由港。

　　五年后，1824年8月2日，英国人给苏丹、天猛公送去白花花的银元，他们就把新加坡割让了。自此，新加坡成了“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

　　又过了六年，1832年12月，海峡殖民地把首府迁至新加坡。由于政治中心转移，许多马六甲富商选择南下，跟着海峡殖民地总督，润到了新加坡。殖民地的经济中心从马六甲转移到新加坡。

　　在这个时代，润来新加坡的这一批华人，都是峇峇娘惹。他们许多人在南洋已经历了几代人，因此也称为“老客”。

　　虽然在饮食、建筑和礼俗上，老客一定程度仍维持着华人传统，但是语言上大多数已经入乡随俗，使用受闽南语影响很深的峇峇马来语，或者是英语。

　　薛佛记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新加坡开埠之后，薛佛记南下经商，并开辟“恒山亭”义山，以办理旅居新加坡乡侨的后事。

　　早年华人落番，百年之后无法回归唐土，只能在地安葬。处理后事成了最重要的移民事务之一，因此，义山逐渐演变成了最早的社团组织。

　　在新加坡，华人移民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港湾登陆，之后在附近落脚，生活、工作。在那一带附近自然就形成了坟山，包括福建人的恒山亭、广府人、客家人的青山亭和绿野亭，以及潮汕人的泰山亭。这些坟山后来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地带，例如泰山亭的位置，就是今天的义安城。

　　陈笃生，祖籍福建漳州海澄县。1798年生于马六甲。家族早年以种植业为生。陈笃生20岁迁居新加坡，初以贩蔬菜、水果、鸡鸭为业，后来经营土产和建筑材料贸易，大获成功，成为巨富。

　　1840年，陈笃生带头在直落亚逸街兴建天福宫，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1844年，他捐资兴建贫民医院，后改为陈笃生医院。

　　在直落亚逸附近的，除了福建人的天福宫之外，也设立了潮汕人的粤海清庙，崇祀海神妈祖，以及广府和客家人的海唇福德祠，崇祀大伯公。

　　大批“新客”走线年开埠之后，尽管清朝仍实施海禁，但东南沿海民不聊生，于是开始有人冒险“走线”，偷偷出洋。

　　相对于峇峇娘惹这些早已融入当地的“老客”，这批移民初来乍到，所以，称为“新客”。

　　第二个现象是，在1881年的时候，来自福建、广东、海南以外的，比如上海、浙江的宁波、温州等很少，只有0.3%，所以无法单独归类，只能归到“其他”。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看看当年盛行一时、很有新加坡特色的华语词汇。

　　1.kaypoh，意思是“多管闲事”，源自三姑六婆的牙婆。《金瓶梅》里的王婆的职业就是牙婆

　　铺垫了这么多，现在可以说说为何黄循财的中学校刊把他的姓名印成汉语拼音Huang Xuncai了。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黄循财的英文名一直就是“Wong Shyun Tsai”，是海南方言发音。到了80年代他念初中时，按政策规定，校刊上就只用汉语拼音“Huang Xuncai”。到了后来，既然政府取消强制要求汉语拼音，那么就继续使用Wong Shyun Tsai。至于洋名Lawrence，我猜是他长大转信教之后加上去的。由于Lawrence Wong Shyun Tsai太长，所以平时就用Lawrence Wong。

　　又过了几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只能用汉语拼音，不能用方言拼音。所以，大家就发现，比黄循财年轻10岁左右的黄伟中，他使用的便是纯汉语拼音姓名Huang Weizhong。

　　但是，民间对此还是不满意。经过几年反映和争取，政府最终做出彻底让步，彻底放开，不再规定人们取名必须用汉语拼音。所以，到了现在，就“百花齐放”了，既可以采用全方言拼音，也可以“方言姓+汉语拼音名”，也可以姓名都是纯汉语拼音。

　　新加坡政府很传统，规定孩子的籍贯和姓氏只能随父亲，因此，我的籍贯也是“Hokkien”。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各方言对某字的发音不一样，就出现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情况。

　　而且，早年拼写不规范，新生儿注册姓名时，一般都是由父亲口述，注册站人员书写，于是就出现了同个方言同个念法，但是不同书写形式，例如闽南“许”，大部分写为“Koh”，但也有写为“Khor”的，例如前交通部长许文远 Khor Boon Wan，也有写为“Kho”的。

　　由于有些方言音的拼写法与汉语拼音一样，就出现一些笑话。二十年前，我在香格里拉酒店接待某省一位甘姓（Gan）副省长和代表团。酒店销售总监在大门迎接的时候，很热情地说“颜省长，欢迎来到香格里拉”。甘省长听了莫名其妙，不过我一听就明白了，一般上新加坡姓“Gan”的，很多是颜姓闽南人，例如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销售总监看到客人名单上写着副省长姓Gan，不假思索以为他姓颜，其实大谬不然。

　　其实，不仅人名，在那个时期，连地名都被强制改为汉语拼音，比如义顺，本来是潮州话拼音“Nee Soon”，改为“Yishun”。

　　不仅新加坡，其实，中国汉语当中有许多标准翻译名词，其实也都是用闽南语或粤语等南方方言音译，而非普通话。

　　1929年，“新客”陈嘉庚从“峇峇”薛中华手中接过管理权，对福建会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引进会员制、规定董事和会长任期、引进民主过程等等。对此，福建会馆文献记载“新加坡闽人最高社团由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的时代，转为由中国南来移民集团主导的时代”

　　有远见的社群关注的是领头羊是否给力，绝不会纠结于领头羊是本土羊还是外来羊

　　那个年代的本地人和新客交融在一起，他们的后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新加坡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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