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饭好吃么？
本文并不旨在讨论中餐和“白人饭”是好吃还是难吃，或者哪个比哪个好吃、难吃，
而更希望讨论在觥筹交错间，基于饮食和口味的隐性鄙视链——歧视链，以及它们的起源。
在欧洲的第七年，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自洽地和“白人饭”及其饮食文化分手了。我不再试图通过“吃到一块”融入欧洲人之中了。在“吃”这方面，我存异但不求同了。
七年前，我刚到丹麦时，没有租到稳定的房子，经常要住青旅，吃面包和冷切的自助早餐。而学校的午餐自助只有一道热菜。没过俩月，我的胃陷入了不吃饭就针扎般疼，稍微一吃又胀的噩梦二选一。喝凉水更是痛不欲生。
总在哭诉的胃把我变成了那个“只喝热水”的古怪中国人——任何聚会，当别人点咖啡、点酒、点冰镇饮料时，我都只要热水或热牛奶。我不想被视为古怪。
在“融入”当地文化的自我暗示下，我隐藏着不适，一边若无其事地吃冷食，一边在散场后悄去来一碗越南米粉，有碳水，有肉，有汤，一碗下肚，像活了过来。
一次，欧洲人一桌吃饭，当一个欧洲人看到我在吃三文鱼皮时，他自以为很风趣地说“你看，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什么都吃。”他先用德语说了一遍，我已经听懂了。整桌人都诧异地看着他，有人示意他闭嘴，但他怕我听不懂他的“玩笑”又用英语说了一遍——尽管，很多欧洲人也吃鱼皮。
在类似这样的时刻我都收到了道歉。但某种羞耻感并未随着道歉的来临消解。最初面对这些时刻时，我会被噎住，不知如何回应。
是的，饮食也有鄙视链，占据了鄙视链高点的人们拥有解释权，并将“差异”解释为种族、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品性上的“低劣”。
直到二三十年前，韩国移民二代的“泡菜味儿”还是学校内霸凌的一种经典借口——韩裔美国小孩带泡菜便当到学校，一打开盒子就被嘲笑臭味儿。
我的一位美韩混血的同学面相看不出是混血，然而，当她第一次带最好的朋友回家玩时，后者抱怨“你的韩国妈妈身上有泡菜的臭味儿”，那是她友情的终结。三十年后，她还记得这个心碎的时刻。不少长在美国的韩裔也在写作和访谈中谈及过类似经历。
泡菜的去污名化还得等到最近这二十年。随着KPOP和韩国影视席卷世界，H Mart也在美国壮大起来，泡菜终于“登堂入室”。尽管一些上了年纪的白人房东可能还是会禁止租客把泡菜放进冰箱。
中餐进入西方首先是伴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劳工潮。或许可以将当时的中餐类比今日工地的盒饭，便宜、实惠、大碗而重油、重盐、高热量，服务于工人阶级。其针对西方口味的改良，比如加甜，更是加重了这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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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阶级的主力是有色人种，中上层在把自己的大别墅修得远离贫民窟的同时，在下馆子时也要远离唐人街和中餐厅。《老友记》里经常能看到他们点中餐，热气腾腾的炒面放在经典中餐纸盒“牡蛎桶”（oyster pail）里——但约会呢？还是去意大利餐厅吧。
今天，华人密集的北美和西欧中餐已经百花齐放、任君挑选，但在中国人没那么多的北欧和东欧国家，自助中餐厅依然充斥着刻板印象里的西式中餐——油腻的炸物，致死量的酱油、厚厚勾芡下无法识别种类的肉——以及可怕的卫生状况。
把隔夜甚至变质的食物隐藏在油炸表皮和浓重酱汁里，曾是西方人对中餐厅的“经典”印象。悲伤的是，谷歌地图评论告诉我们，这种做法至今尚未断绝。
1968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份名为《中餐馆综合征》的读者来信。这位倒霉蛋表示，每当他去中餐馆，特别是一家北方菜馆，第一道菜入嘴15到20分钟后，他就能感到后脖子开始麻木，然后，这种麻木延伸到后背和胳膊……症状通常持续两小时。
“中餐馆综合征”后来被科学解释为味精（MSG）综合征。尽管人们渐渐不再谈味精色变，但味精和中餐的联系早已沉淀为一种文化记忆。
味蕾比眼睛更包容。一百多年来，中餐不可否认地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的饮食文化。不同菜系之间的融合也从未停歇。这是吃货们的福音。但关于饮食的隐性歧视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下改头换面，持续存在。
比如， 在关于“白人饭”的讨论风靡社交网络时，有两种笼统化又互相妖魔化的声音构成了有趣对照。
一种声音称赞“白人饭”健康营养又方便准备，抨击中餐又不健康又费时费力，结论是“中国人就是太爱吃了”，几乎要滑坡论证“中国人浪费太多时间在吃好上，所以没有赶上两次工业革命”。
而另一种声音则鄙视“白人饭”爱好者是山猪吃不了细糠，苦口婆心“吃点好的吧”。仿佛风水轮流转，中国人终于能上桌鄙视西方饮食了。只是这两种逻辑，神化和丑化，其实表里一体。
神话和丑化都来自距离和想象。说来惭愧，我记忆中最好吃的“白人饭”来自三里屯一家已经倒闭多年的轻食沙拉。满满一盒的清爽蔬菜，微微煎得泛黄的鸡胸肉并不索然无味，反而鲜艳、丰富又健康。
于是，当我来到荷兰，发现很多荷兰人的午饭是两片面包卷一片芝士两片生菜两片番茄（认真数了真的只有两片！），并且大家会站着吃时——我不禁莞尔，此潦草“白人饭”非（记忆中精致的）彼“白人饭”。
“白人饭”没有固定的本质或统一的形态，是人们的文化、记忆和想象在添油加醋。
正如必胜客进入中国时，它从美国的连锁快餐变成了很多我这样的小镇青年的西餐初体验。当最典型的“白人饭”沙拉进入中国时，由于“高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加持，经营者的品牌定位便在快餐以上。
七年前，在哥本哈根最老牌的蛋糕店，我像乡下人进城般买了两份招牌蛋糕——在那之前，我分不清法式烘焙、意式烘焙、日式烘焙等弯弯绕绕，只知道中式糕点处于鄙视链最低端——又甜又腻又粘牙。
吃下蛋糕，我：“好甜……”我怀着来都来了的心情塞下了一份。后来我发现，丹麦糕点永远是致死量甜度且表面再撒一层糖霜。这和今日北欧料理的清淡、自然、简洁的风格不符。
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书籍告诉了我答案——直到工业革命前北欧都是苦寒之地，对当时的人们而言，“甜”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特权味道。这种对糖的热爱或许已经写进基因。原来“甜”在当代食品公司的致富手段之外，也是一段属于此地的味觉历史。
现在，我的冰箱里屯满了饺子、手抓饼、奶黄包和肉夹馍。每天早晨吃上暖暖的中餐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有人在我的尸体上开了浴霸吧。
同时，我坦然享受欧洲料理，只是学会了在吃苹果派时用筷子高效剔除上面大粒大粒的白砂糖，并不再为自己的“不同”而紧张或羞愧。
看来，没有哪种饮食“本质”就是健康的或不健康的、环保或不环保的、高级或低贱的。能被如此考察的只有具体的烹饪方法、食材来源、成分、质量和卫生状况。
同理，没有哪种饮食“本质”就是好吃或难吃的，只是合不合每个人的味蕾。而味蕾是最诚实、最直白的。或许在“吃”这件事上，我们能比在其他任何事上更早实现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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