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银行遭遇中国江湖故事

　　作为一家业务繁忙的国际商业银行，位于浦东的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每日往来的单据不可胜数。近年，正常业务之外，职员们还得学会一项“新业务”———对付为昔日军阀、“国军”将领讨要所谓遗留巨额存款的人们，尽管这些存款一次又一次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

　　尤其是最近有人声称要为故去70多年的贵州军阀讨款的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据悉，此事已引起两地警方关注，正着手相关调查。

　　供职于花旗银行20多年的中国区总代办处行长助理钟敏敏称，他从台湾调到大陆10年来，处理了上百件类似风波，可谓不胜其烦。“我是做银行的，不懂江湖上的事情。”他说。

　　“7月15日，记者见到了一张特殊的存款单。在存款主人的代理人邵连华先生北京的住所，记者看到……存款单的签发日期是1941年4月7日，金额为2．5亿美元……存款人为金娣女士，存款地点是新加坡金城道分行转存纽约总行……

　　“这笔巨额存款的主人金娣，曾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贵州省军阀、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的机要秘书……1941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夕，周西成将其存款2．5亿美元的继承权交给了金娣……其后，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金娣作为这笔巨款的惟一主人辗转藏匿，最终隐居于中国南方的小山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全部资产，金娣老人的这笔数亿美元存款也被冻结在美国。

　　所谓周西成巨额遗产的消息传到贵州，迅速激起周西成后人及当地史学界强烈反响。

　　周的嫡孙、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杨霜告诉记者，周1926年任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1929年便战死于黄果树大瀑布附近，如何能在1938年和1941年两次将巨款交付他人存往花旗银行？

　　周的儿媳、贵州省政协常委杨瑞芝指出，周身边根本没有机要秘书。而且，周时代的贵州尚很保守，女性参加工作的几乎没有，遍查所有文献，也未见任何有关“遗产”案主角、“女机要秘书金娣”的文字记载。

　　对于“3亿美元”这一数字，周的另一个孙子周振纲强调：“按当时比价，1美元约合两个银元，1个银元约有7钱2分重，价值3．5亿美元的银元，算下来有2．5万多吨！在没有现代化公路、铁路的条件下，这样大规模的财产转移，谈何容易，而国内报章文献居然没有记载，简直匪夷所思。”

　　据悉，2000年8月，媒体就曾竞相报道———原高级将领黄伯韬后人声称，黄于56年前在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存入价值5000万美元的黄金珠宝，如今连本带利达1亿多美元。

　　谁知，有关机构验证这些凭据时，却发现，其索款代理人出示的最主要凭证，居然是发行的一张面值5000万元的法币！按当时和记app官网物价，仅能买一碗面条。

　　花旗银行中国区分行公关部传讯主任郭晔告诉记者，2000年前，讨款者一般都是先小心翼翼地电话探问，用传真发来所谓票据样张，让银行确认线年“黄伯韬存款”事件之后，上门追讨现象便多了起来。

　　“巧合”的是，这些“神秘存款”往往都有一段离奇的故事背景，有与众不同的凭证，或宝盒存放，或黄金打造，主角则几乎均由旧时军阀、要员之类扮演；交涉中，神秘的“主人”从不露面，但见能言善道的“朋友”、“家人”上蹿下跳。

　　钟敏敏认为：“大多数手段相当拙劣，对银行业务和有关历史稍有常识即可看出谬误。”

　　比如，有人手头拿着1942年至1945年间开具的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凭据，实际上，此一时段该行因“二战”关闭。相当多的这些凭据上英文单词、银行标识漏错百出，甚至花旗银行名称为汉语拼音。

　　再比如，上世纪40年代，“四大家族”中最富有的宋家，资产也不超过1亿美元，而花旗银行1902年创立时资本才50万美元，到三四十年代不过1000万美元，哪能有这么多“大客户”？当时花旗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只做存款业务，不接受黄金、珠宝之类实物保存，也没有汇票之类凭证。

　　一位法律界人士担心，中国加入WTO后更广泛地进入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否会更多地遭遇这类江湖故事？

　　“金娣”委托其代理追款的“授权书”上注明，“金娣”居住在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可当地派出所户籍警3次将“金娣”两字输入微机，均显示“无此人”。

　　该所负责人介绍，“周西成存款”当地早就有人搞。为此，武汉市公安局曾将主犯“白毛”（本名熊安军）收审3个月。

　　恰好，在邵连华提供的一份资料中，记者得知熊与邵同为这笔“巨款”的“取款代理人”。

　　记者在南畈熊村找到了熊安军家。熊不在。多位村民辨认了记者手中由邵连华提供的“金娣”照片后，证实这是本村五保户石天心，生于1920年。

　　在大冶市公证处，徐长渠主任说，有关2．5亿美元存款一事1996年便查出是子虚乌有。

　　末了，徐想起1996年与熊的一段对话————“你相信巨额存款这件事吗？”“我知道是假的，但经过这么多年，故事越编越圆，如今连我自己也相信是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