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贡献“中国减贫方案”！他指出消除贫困的关键

　　对于个体而言，今日或许是个极为普通的周四，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却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国际消除贫困日”。

　　32年前，第47届联合国大会确定每年的10月17日为“国际消除贫困日”，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扶贫行动，宣传和促进全世界的消除贫困工作。

　　说起“贫困”，尽管我国已取得了消除绝对贫穷的伟大成就，但全球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绝对贫困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突袭后，全球极端贫困人口2020年新增9300万人，多年减贫成果遭受极大挑战。

　　印度新德里南部的一处贫民窟内，这间屋子既是卧室，又是厨房和厕所。图片来源：新华网

　　据世界银行预测，如不采取积极行动，2030年全球贫困率约为7%，届时仍有约6亿人的生活水平处于极端贫困线之下。可见，贫困问题依旧是当今世界最尖锐、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它的存在不仅将严重阻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还将造成贫困地区冲突、蔓延与环境恶化等更多问题发生，进而危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存亡。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项全球重大问题？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可以为解决该问题带来怎样的启示？

　　百年变局下，全球休戚与共，为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斯晓夫教授带领团队深耕创业减贫研究多年，在他看来，“消除贫困”虽一直是世界性难题，但并非“无解”，通过研究探索可以找到问题解决方案，重视社会创业与社会企业建设，促进社会创业与经济创业的协同发展，就是有效途径之一。

　　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大管院创业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创业与创新管理、创业减贫、数字创业等。

　　今日正值“国际消除贫困日”，我们特别邀请斯晓夫老师结合其团队相关研究与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别介绍了何为社会创业、社会创业减贫的途径与模式，以及他们在研究中所凝练的中国义乌“创业减贫”经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认识到创业是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但他们基本上研究的是经济创业，没有深入研究与探索社会创业的存在与其价值。”

　　斯晓夫表示，事实上，在所有的创业研究中，社会创业最关注贫困问题，因为社会创业的机会源于一些未被解决的社会问题。当创业者把社会需求和满足需求之法有机结合，就可能发现社会创业的机会。

　　对此，斯晓夫介绍道，社会创业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减少贫困，环境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创业可溯源至18世纪的“博爱事业”。从那时起，社会创业便与慈善机构、非营利部门、志愿组织等联系在一起。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创业开始引起世人关注。

　　社会创业是一种通过创业为社会增加价值的过程。它涉及很多内容与变量，相关研究可为政府提供相关决策依据，制定相关政策如公共政策建设等，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美好社会建设发挥作用。

　　斯晓夫表示，社会创业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社会性。社会创业关注的是市场和政府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有满足的社会需要。社会创业需要发展一个更好、更均衡的社会，需要顾及国家和地区中的不同群体。

　　二是创新性。创新性是社会创业的重要特征之一。社会创业必须应用具有创新性、持续性的方式去使整个社会获益，涉及社会福利等多个系统。

　　三是市场机会导向性。社会创业需要借助而非市场的力量。虽然社会创业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但依然重视基于社会绩效为导向的经济利益，同样需要重视机会发现进而发现基于社会绩效为导向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区别于经济创业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社会创业更为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如减少贫困问题等，进而产生社会建设效果并推动社会进步。

　　因为减少贫困是社会创业的核心内容与关键目的之一，社会创业者可能更愿意分配一些预期的经济回报，去解决企业所处社会的贫困问题，以换取更高的社会与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创业对解决贫困问题没有作用，只是社会创业在减少贫困方面的关注度更高。”斯晓夫补充说。

　　尽管社会创业的机会源于未被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如何发现创业机会？如何开展社会创业，才能真正起到减贫效果？

　　结合国际上相关减贫研究发现，斯晓夫介绍，社会创业减贫的途径与模式通常有以下几种：

　　金融财务资本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所能拥有的财务资源是有限的。为贫困人口提供了资金渠道，是贫困地区开展创业活动的一个常见目有效的工具。

　　不过，在使用时需要注意考虑贫困人口的未来发展规划，而不能仅仅止步于短期的资金补助。

　　现有的社会创业减贫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外部创业者帮助贫困人口减少消费支出的BOP（“bottom of the pytmid”的缩写）模式，另一种则是贫困人口依靠自主创业增加收人的本土创业模式。

　　BOP模式主要依靠外部力量，例如社会企业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使其能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获得生活甚至生产的必要资源；本土创业模式较BOP 模式具有长远的发展效果，若成功，贫困人口可达到小康甚至富裕水平。

　　但这种模式的实施难度较大，既需外部力量的帮助和指导，又需贫困人口自身具备一些内生性条件。在这一模式中，社会创业者可从多方面有针对性地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创业的基本知识和资源，指导其创业过程等，还可设立专门的创业项目让贫困人口参与，从而提高创业的成功率，社会创业者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回报。

　　创业帮助减少贫困，关键之一在于发掘创业机会。有研究者将创业减贫相关的创业机会分为三类，分别是自我雇佣的创业机会、发现型创业机会以及创造型创业机会。

　　其中，贫困人口以自我雇佣的形式创业是全球较为常见的创业形式，但这种创业机会对贫困人口而言很多情况下只能改善生计，不具有可持续性。从可持续性角度而言，发现型与创造型创业机会可能更为重要，创业教育和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识别和利用发现型与创造型创业机会的成功率。

　　因为实践发现，贫困人口由于条件所限，往往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对于创业更多只是直觉上的认识。这时可能需要帮助他们学习创业知识，以提高其对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的能力。

　　创业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条件，也包括社会环境条件，前者主要聚焦于“当地有什么”，后者则强调“政府已经做了什么和要做什么”。无论是自然环境条件还是社会环境条件，都可以是社会创业机会的丰富土壤。

　　目前中国有很多农村创业扶贫项目都依托于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来进行开发利用，从而发展起旅游、农产品、手工艺品等创业项目，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创业机会，又以更绿色的途径发展当地经济。而社会环境条件所带来的政策优惠等，可以为制度创业提供很好的创业机会和创业条件。

　　另外，政府在创业减贫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与鼓励可以极大地推动创业减贫的发展，反之则会大大影响创业减贫效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近年来在减少贫困，尤其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世界银行测算，按照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过去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毫无疑问，中国过去40年在减少贫困方面为世界做出来重大贡献。

　　如今，中国已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的发展中国家，且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正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建设的新征程。

　　“中国成功脱贫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其脱贫经验与方案值得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斯晓夫表示，从中国的减贫经验来看，最重要的一条减贫途径与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相辅相成来减少贫穷地区的贫困问题。

　　为了基于中国创业减贫的成功经验凝练中国创业减贫理论，斯晓夫过去多年来带领团队曾实地调研了很多以创业减贫的地区，并以案例与教材编写，总结提炼了中国的创业减贫经验。

　　“我们发现，在中国一些减少贫困的地区中，义乌是大幅度减少贫困的成功案例。”斯晓夫表示，从义乌农民所创造的著名的“鸡毛换糖、以物易物”的商业模式，到一系列减少贫穷的措施得以实施，并被逐步接受和引导，使“货郎担”发展成为棚铺和马路市场，是创业使义乌农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依靠自身的创业模式有效降低了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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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人口在态度和行为上由被动变为主动，对于他们追求创业成功和进一步减少贫困来说至关重要。义乌在过去没有外部援助与支持，当地人只能选择是继续难以维持生计，还是自己寻求脱贫的方法，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通过充分挖掘“本土资源”，自主寻求发展路径。

　　因此，减少贫困不可只想着靠外部支持和帮助，主要还是靠贫困人口自身主动通过创业活动去发现和利用商业机会。

　　在义乌的案例中，农民企业家将创业脱贫范例的模式，作为其他渴望通过创业途径来脱贫的农民的启发和模板。

　　比如，已经脱贫的农民企业家可以把自己原来的社团联结嵌入贫困地区，既在当地销售，又启发其他人成为供应商。这样的互动还产生了相互学习和相互帮助，以及持续在这种环境动态中发现和创造新的创业机会。

　　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义乌的农民企业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获得基本能令人满足的小利润。小商品种类繁多，但利润空间很小，要以微薄的利润维持长久经营，他们必须不断积累商业经验，以敏锐地察觉到各种商品供求之间微小的盈利空间。

　　此外，他们还开创了一种蚁商模式，企业只有几个人，通过家庭所有制的形式来保持成本最低——家庭成员只能拿到很少的报酬，并且都要完成相应的销售任务。在极度贫困的地区，这种蚁商精神影响形成了人们对脱贫的积极态度和行为，且让农民企业家通过关注小的但较容把握的商业机会而不断积累财富，而不是仅能维持温饱。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傅妙玲讲述“试水”数字老板娘的过程。图片来源：新华社

　　采用破坏性创新这种商业模式的企业，其产品往往在主流市场消费者所看重的属性上不如现有企业的产品，但在其他一些主流市场并不看重的属性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如价格更低、更方便、更容易操作等，因此会吸引低级市场或边缘市场的消费者。

　　义乌农民企业家最初通过“鸡毛换糖”的商贩形式把当地未被服务到的顾客和生产商联系了起来，之后建立的小商品城作为一个平台，把低价的破坏性创新产品提供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从而吸引了低端市场和边缘市场的客户。

　　这种模式对于金字塔底层的贫困人口有着重要的启示，即破坏性创新可作为农民创业的重要途径，帮助创造新的机会和工作，并为他们提供可负担得起的低价商品。同时，破坏性创新也转变了他们原来只是期望得到外界帮助的被动态度和行为。而且，贫困人口在不断参与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

　　（更多创业减贫理论与实践案例，请翻阅斯晓夫教授牵头编写的国内首部系统阐述“社会创业”的教材——《社会创业：理论与实践》）

　　“总之，要更大范围地解决世界性贫困难题，促进社会创业与经济创业的紧密协同是一种有效方案，而中国很多通过创业减贫成功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

　　斯晓夫表示，这些实践也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问题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