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琴也玩信托基金！更高大上的家族办公室你知道吗

　　从洛克菲勒家族历经六世稳而不倒，到英国戴安娜王妃运用家族信托为两个儿子留下巨额财富，再到近期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中高小琴设立2亿港元信托基金……曾经显得神秘和高高在上的财富传承及作为其主要金融工具的家族信托，越发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财富积累快速上升的中国。

　　然而，说到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简称FO)，可能不少人就知之甚少了。作为财富管理行业“皇冠上的明珠”，家族办公室为家族财富提供系统顶层设计，在欧美已成为很多富豪和超级富豪的选择。

　　家族信托只是家族办公室的功能之一。家族办公室为超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提供涵盖战略财富管理、投资规划、信托与遗产服务、慈善赠与、家族传承与领导、税务与财务规划以及管家等方方面面事务的服务。

　　近年，随着中国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造就一批富豪，财富意识的觉醒、富有家族的离婚率大幅提高，以及CRS(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背景下的全球税务筹划需求提升，乃至家族办公室门槛降低等，都使得家族办公室在国内也开始得到了长足发展。

　　近期，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与惠裕全球家族智库联合发布了中国首份《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服务竞争力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本土家族办公室中67%成立于2011~2016年间，半数以上成立于2015~2016两年间。信托公司背景的家族办公室比例最高，占39%，商业银行和律师背景各占25%，企业家背景占21%。绝大部分家族办公室管理的资产规模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下。

　　家族办公室在海外已有上百年历史，众多顶级富豪家族都采取这种模式管理财富。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无疑就是洛克菲勒家族。1882年，约翰·D。洛克菲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家族办公室。

　　老约翰辞世时留下了外界估值达14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5%。此后，小洛克菲勒作为委托人，先后为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以及孙辈们设立了信托，受托人是信诚联合信托(Fidelity Union Trust).

　　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是另一个经典案例。默多克在与第二任妻子安娜·托芙离婚时支付了17亿美元，损失惨重，因此在与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结婚前，他把名下的主要资产，特别是新闻集团股权都通过GCM信托公司装入了家族信托进行隔离保护。默多克与前两任妻子的4个子女是这个信托的监管人。

　　2013年末，与默多克离婚的邓文迪仅获两套房产和让两个女儿成为870万美元基金的受益人，而默多克仍然笑拥超过139亿美元财产，并牢牢掌控新闻集团的控制权。

　　还有一个例子便是“英伦玫瑰”戴安娜王妃，当年虽然猝然离世，留下了2100多万英镑的巨额遗产，但她的遗嘱信托却堪称业界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993年，当时年仅32岁的戴安娜就已立下遗嘱，要求在她去世后，将遗产设立成信托基金，并交由信托组织负责经营及管理，她的两个儿子作为受益人将可平均享有信托收益。遗嘱还规定，当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年满25岁时，可以开始自由支配遗产的一半收益，30岁开始可以自由支配一半的本金。

　　当然，离我们最近的无疑就是《人民的名义》中高小琴的案例。最后结局中，高小琴为她和妹妹的两个孩子存了2亿港元信托基金等。虽然基于财产来源的问题，高小琴入狱后，这笔信托基金会不会被没收，有待商榷，但仅从剧情来看，该信托的设立也很有讲究。

　　境内信托基金一般指的是信托投资基金，即集合不特定投资者的资金，并委托专家代为投资，使其减少投资风险、分享投资收益，实际上是一个理财产品；而在香港成立信托基金指的是家族信托基金，是一种遗产规划和财富传承的工具，并非一个理财产品和投资工具。

　　“《人民的名义》的确提升了家族信托的人气，来咨询信托基金的客户增多，抛开高小琴财产合法性不提，家族信托的确既能够保障家人和孩子的未来，也可以进行财富传承。”资深家族办公室合伙人曹克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曹克斌分析称，委托人把资产注入信托后，即失去该资产的所有权。家族信托将资产的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富人如果离婚分家产、意外死亡或被人追债，这笔钱都将独立存在，不受影响。此外，也可避免家族成员的失误或矛盾造成财富减损；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信托方式进行收益分配，还可以规避高税率的遗产税。

　　曾担任多年法官的承以信家族办公室创始合伙人蒋辰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英美法系历来以双重所有权解释信托的法律实质，实现了信托财产三权分立，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第三人的权利；但中国《信托法》没有明确规定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受托人，而只规定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的权利在受托人，因此在中国内地的信托无法完全实现所谓的财产隔离的功能。”

　　曹克斌也表示：“中国物权法2007年5月通过，其中有对于私人财富的界定，但中国的房子能否放到信托？因为住户没有真正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地不是私人的。所以，国内家族信托多通过离岸信托构架进行，例如在受英美法系管辖的库克群岛、开曼群岛等。”

　　依托于英美法系、源自西方的家族办公室，作为一个“舶来品”，随着中国“创一代”的财富积累，财富保值和传承的需求越来越高，近年已在中国崭露头角。

　　SAIF与惠裕全球家族智库前述报告的调研样本主要针对中国本土的联合家族办公室(即服务超过一个以上的家族客户的机构，与此相对的是只为一个家族服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共回收超过35家全国各地的家族办公室问卷并深度访谈了这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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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统计发现，中国本土的联合家族办公室所服务客户的平均年龄为51岁，64%的客户为男性，当中76%的客户目前仍然在运营着家族企业。

　　被调研机构所服务的家族客户的代际结构主要以三代人为主，占比为79%，部分机构(29%)服务到四代人。但服务的主要客户还是以一代为主，占到89%之高的比例。这也反映了目前家族客户的财富仍然掌握在第一代的财富创造人手中的现实情况。

　　客户的平均可投资资产规模分布最多的是在1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之间。在国内，86%的家族办公室对其客户设置了准入门槛。最低可投资资产规模从1000万元到5亿元不等，其中39%对资产规模的最低要求设为1000万~5000万元。

　　在报告的访谈中，家族办公室对其客户群体的画像大概为：一代财富拥有者为主，50岁以上，大多为企业家、上市公司股东、投融界和演艺界成功人士，部分也提及优秀的二代接班人。同时也有部分机构提及其服务的客户并非自己的客户，而是其他金融机构的客户，这种外包服务在类似于跨境业务等要求特殊资源的服务类型中特别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国客户而言，除了“留学与移民规划”和“日常法律顾问”这些较为“刚性”的需求的配置率较高之外，其他管家服务功能处于相对低的配置比例；在国外，“家庭收支管理”是家族办公室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而在国内的家族办公室只有29%的配置率(仅11%的机构内置)。这也体现了国内外超高净值家族对于财富的价值观不同。

　　可见，本土家族办公室的核心功能与欧美仍然有较大差异。“国内仍更多关注维护和增长财富，而后者在经历数代的财富传承之后，更多考虑的是有效地享受和传承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家族办公室在‘其他’选项中提及配置了‘精神传承’的功能，这也反映了市场对于这方面服务的需求提升。”SAIF教授吴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其实，“行政管家服务”功能体现的是“享富”的核心价值。这个功能对于中国仍处于一代财富创造人主导的大多数家族客户来说仍然不是首要的考虑，而西方则更注重“享富”功能。

　　就具体内容来说，巨额人寿保险、私人银行账户、家族信托、低风险稳健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一般是家族办公室财富传承的核心。

　　成立家族信托基金有三个步骤。步骤一：信托成立前的三大要件：信托目的、受益人、信托财产；步骤二：选择受托人、管理人、银行、独立信托机构、资产管理机构；步骤三：签订信托契约，包括可撤销或不可撤销契约。

　　曹克斌给记者介绍了一个客户案例：A客户，男，中国内地人士，居住在北京，拿到香港投资移民身份，是香港上市XX公司的主席，企业已经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每年分红。妻子健在，有3名子女。A客户身体健康，希望有一份大额人寿保险，可免遗产税；希望规避未来的遗产税，因此适当减少内地房产配比；希望建立信托基金限制挥霍的受益人随意取用；希望身故后有信托分配计划，预定时间进行信托分配。

　　该信托基金计划最终设定为：50%分配给配偶；50%给三个子女平分，包括年至23岁支付生活开支，年至35岁获得合计50%的基金份额，年至40岁获得基金余额。

　　也有不少家族办公室合伙人对记者提及了大额保单的避税功能。例如，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去世时在台湾留下价值逾600亿元新台币的巨额遗产。该笔遗产税税率高达50%，其继承人须缴纳119亿元新台币遗产税后才能获得全部遗产，这在当时创下台湾地区最高遗产税纪录。

　　而曾经的台湾首富蔡万霖身故时所留下的超过1564亿元新台币遗产，却仅需缴纳6亿元新台币的遗产税。其原因即在于蔡万霖生前购买了数十亿元新台币巨额寿险保单。通过保险安排，蔡万霖所应缴纳的遗产税大大降低，其财产得以安全传承给子女。

　　此外，在家族办公室管理人看来，商业风险与个人财产的风险隔离在中国而言也越来越重要，且易被忽视。

　　蒋辰达对记者表示：“例如境内很多公司老板，公司贷款需要股东担保，本来公司是有限责任制，即使破产了也和个人无关，但实际上个人做了担保，最终也将被牵连，因此要预先做真正的财产分离，即财产不能放在自己名下，也尽量不要用个人名义做担保。”

　　对此，风险隔离的方式一般有两种。蒋辰达告诉记者：“可以拆分成多个公司，再用资产好的公司来为需要贷款的公司做担保，就可以避免公司破产牵连个人财产；第二种方式，就是将个人资产做境内外配置，再设置境外信托，做风险隔离。”

　　就财富管理功能方面，曹克斌表示，其所在的家族办公室一般选择知名、稳健的FOF(基金中基金)产品，例如富达基金、贝莱德等老牌基金，也包括高质量的信用债，收益率一般在6%~8%不等，主要起到稳健保值的功能，进取型的客户很少。“只要达到500万美元就能赠送一个信托功能，且与私人银行相比要更为个性化，甚至可以做团购，实现申购、赎回等费用的减免。”

　　在家族办公室的服务人群不断扩大的同时，第一财经记者也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中国从业知识和案例积累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客户需求多元化和复杂化等都是行业面临的挑战。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典型的家族办公室高管是以“私人银行家+律师+资产管理师”的背景为标准配置，各自的比例约为61%、57%和50%，意味着61%的本土家族办公室配有私人银行家背景的高管、57%配备律师背景的高管，以及50%配备资管行业背景的高管。

　　根据SAIF与惠裕全球家族智库的调研，家族办公室一般以小团队作业，规模不等，少则3人多达280人。中位数而言，一个典型的家族办公室具有一个28人的工作团队，其中3名管理层、5名投研团队、8名市场/销售团队、3名风控团队、4名运营团队以及4名其他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销售团队的人数位居所有人员配置之首，反映了这个行业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强调服务的隐私性，另一方面因为市场的认识和接受度不足，必须进行推广和客户教育，所以需要维持一个较大规模的市场/销售人员去获取客户，这在增加管理费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客户服务的质量。

　　曹克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所在的家族办公室的人员成本几乎占到了70%，偏好的人才无非来自于三类领域：其一，中资大行的私人银行部，其中资管人才众多；其二，“港漂”，指在香港或新加坡从事金融服务的专业人士；其三，以私人银行或财富管理业务见长的境内外资银行人才，这些银行可结合国内外的经验或资源。

　　他还提到，“未来30年，中国的财富集中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这种‘马太效应’难以避免，对应地，家族办公室需求越来越高，更多人才会离开传统金融机构，而加入自由度和回报更高的财富管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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